雅各亚瑟公园的水塔脚柱上，被喷了一圈一圈的蓝色花纹，很别緻，像给脚柱穿上针织毛袜。公园里空空荡荡。这是娜塔莉．肯尼最后一次被目击的地方。棒球场上尘土飞扬，沙子黏在我喉咙里，味道像泡太久的浓茶。林子边缘一带，草长得特别长。我很意外居然没有人下令割除这些杂草，看来杂草的下场不像缠住安的乱石那么凄惨。

国中的时候，大家週末都会约在亚瑟公园碰面，喝啤酒、抽大麻，或是躲到树林里打手枪。我的初吻就在这里，那年我十三岁，对方是橄榄球员，他随时都在嚼菸草，那股菸味带给我的冲击，远远大过于那个吻：我吐在他的车子后面的酒桶里，秽物跟酒桶里的切丁水果一起载浮载沉。

“詹姆士．卡比西来过这里。”

我转过身去，看到一个约莫十岁、留着平头的金髮小男孩。他手上握着一颗有细绒毛的网球。

“詹姆士．卡比西是谁？”我问。

“他是我的朋友。他看到她抓走了娜塔莉。”小朋友说。“他有看到她。她穿着睡衣。他们在玩飞盘，飞盘掉进林子里，娜塔莉去捡，结果就被抓走了。她本来是要抓詹姆士的，可是詹姆士说他要待在棒球场上。所以娜塔莉跑去林子那边。詹姆士待在这里，因为他想晒太阳。詹姆士不能晒太阳，因为他妈妈有皮庸癌，可是他还是想晒太阳。他以前都会晒太阳。”小男孩拿起网球往地上砸，扬起了地上的尘土。

“他现在不喜欢晒太阳了？”

“他现在什么都不喜欢了。”

“因为娜塔莉吗？”

他没好气地耸耸肩。

“因为詹姆士没鸡鸡。”

小男孩用眼睛上上下下打量我，突然球就砸了过来，很用力，砸在我的屁股上，弹开了。

他噗哧一笑：“对不起。”说完急急忙忙跑去追球，还耍帅飞身扑到球上，捡到之后一跃而起，用力一丢，球弹得半天高，大约有三公尺，接着大反弹了几下，然后就愈弹愈低，愈弹愈低。

“我刚没有听得很清楚。你是说谁穿睡衣？”我盯着一弹一弹的网球。

“抓走娜塔莉的女人。”

“等等，什么意思？”我听到的版本是娜塔莉跟朋友在公园玩，小朋友一个接一个回家，最后剩下娜塔莉一个人走，在短短的回家途中遭人绑架。

“詹姆士看到那个女人抓走娜塔莉。那时候只剩他们两个在玩飞盘，娜塔莉没接好，飞盘飞到林子里，然后那个女人就把手伸出来把她抓走了。然后她们就不见了。然后詹姆士就跑回家，然后他就再不出门了。”

“那你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我去他们家找他，他告诉我的。我们是好朋友。”

“詹姆士住在这附近吗？”

“詹姆士去吃大便。反正我今年要去外婆家过暑假。在阿肯色州，比这里好多了。”

小男生拿起球扔向棒球场周围的铁网，哐啷啷，球卡住了。

“妳住在这里吗？”他踢着地上的沙。

“嗯，我以前住在这里，现在没有了。我来找朋友的。”我又问了一次：“詹姆士住在这附近吗？”

“妳是高中生吗？”他的脸晒得很黑，好像玛丽安小时候。

“不是。”

“大学生？”他的下巴沾到口水。

“再大一点。”

“我要走了。”他往后退，一蹦一跳地走了，走到一半顺便把球从铁网上拔出来，好像在拔蛀牙一样，接着转过头来看着我，神经兮兮地摇了摇屁股。“我要走了。”他把球往街上一扔，不偏不倚砸中我的车，“吭”地好大一声，然后就追着球走了。

我在风谷镇唯一一家连锁便利商店翻阅电话簿，我们镇的电话簿跟杂誌一样薄，一下就翻到卡比西他们家。我在保温瓶里装满草莓汽水，开车到荷姆司街三六一七号。

卡比西家在城东的边角上，那里都是一堆破屋，房租很便宜，两房一厅，居民大多在附近的养猪厂工作，这家养猪厂属于私人经营，供应全美百分之二的猪肉。在风谷镇随便找个穷人来问，十之八九都在那间厂里做事，穷人的爸爸以前也是在那里做事。养猪厂负责养也负责杀，养的那边倒还好，小猪仔打印、装箱，母猪受孕、圈养、猪粪清理、打扫。杀的那边就可怕了。有人负责装卸猪只，把猪只赶到走道上电击；有人负责抓住猪的后腿，铐上脚镣，手一鬆，猪只倒吊挂高，一边踢腿，一边哀嚎，接着屠刀割喉，血溅四处，稠得像油漆，洒在磁砖地板上，最后丢进热水槽汆烫。厂里尖叫声不辍，那凄厉的哀嚎跟金属的声音一样刺耳，逼得人人都戴着耳塞。大家白天在无声的愤怒中工作，晚上则跑去喝酒、玩音乐，吵吵闹闹。养猪厂附近的酒吧“席拉家”，菜单上没有猪肉，只供应鸡柳条，这鸡，想必也是在同样破败的镇、同样愤怒的工厂里宰杀的吧。

既然都说这么多了，乾脆就全讲吧，其实这家养猪厂是我妈的，她每年大约获利一百二十万美元，营运的部分就交给其他人去处理。

卡比西家的阳台上，有只公猫喵呜喵呜地叫，我朝房子走去，听见屋里传出脱口秀节目的声音。我叩了叩门，枯等。一只公猫跑来我腿边磨蹭，我隔着裤管都可以感觉出牠凹凹凸凸的肋骨。我又敲了一次，这回电视关了。公猫钻到阳台的鞦韆底下，喵呜喵呜叫着。我用指甲在左手掌心上写着“喵”，然后又敲了一次。

“妈妈？”窗口传来小孩子的声音。

我走向窗口，透过沾满尘埃的纱窗，我看到一个瘦弱的小男生，他有一头乌黑的捲髮，眼睛很大。

“哈啰，对不起吵到你了。你是詹姆士吗？”

“妳想干嘛？”

“嗨，詹姆士，对不起，打扰你看电视了。节目好看吗？”

“妳是警察？”

“我是来帮你揪出伤害你朋友的坏人。可以跟你说说话吗？”

他没有跑开，伸出一只手指，在窗台边上画来画去。我退到阳台另一边的角落，在鞦韆上坐下来。

“我叫卡蜜儿。你朋友把你看到的事情都告诉我了。他是一个金头髮的小男生，头髮剃得很短。”

“阿迪。”

“原来他叫阿迪。我在公园里碰到他，就是你和娜塔莉一起玩的那座公园。”

“她把娜塔莉抓走了。大家都不相信我。我才不害怕呢，我只是要待在家里而已。我妈妈得了癌症，她生病了。”

“阿迪也这样讲。我不怪你。我这样突然跑过来，希望没有吓到你。”他用长长的指甲刮着纱窗。喀喀喀喀，听得我耳朵发痒。

“妳长得跟她不像。如果妳长得跟她一样，我就要报警，我就要拿枪射妳。”

“她长得怎样？”

他耸耸肩。“我早就说过了。说了一百遍了。”

“再说一次。”

“她很老。”

“跟我一样老？”

“跟我妈一样老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她穿着白色的睡衣，留着白色的头髮。她全身都是白色的，但不是鬼。我就跟大家说了她不是鬼。”

“她有多白？”

“像从来不出门那么白。”

“然后她趁娜塔莉在树林旁边捡飞盘的时候，把娜塔莉抓走了？”我哄着他，像我妈在讨好帅气的侍者。

“我没有骗人。”

“我知道你没有骗人。她趁你们在玩，把娜塔莉抓走了？”

“而且超快的。”他点头。“娜塔莉跑到草丛里找飞盘。然后她就从树林里走出来，看着娜塔莉。我比娜塔莉还要早看到她。但我没有害怕。”

“喔。”

“她抓住娜塔莉的时候，我本来也不害怕的。”

“然后你就害怕了？”

“才没有。”他愈说愈小声。“我才不怕。”

“她把娜塔莉拉过去，好像在抱她，然后抬起头看到我，凶巴巴地瞪我。”

“她瞪你？”

“嗯，她还对着我笑，我想可能没什么事。她什么也没说。然后她突然就不笑了。她把一根手放在嘴唇上，要我安静，然后就跑进树林里去，把娜塔莉带走了。”他又耸一耸肩。“这我之前通通都讲过了。”

“讲给警察听？”

“先讲给我妈妈听，后来又讲给警察听。我妈叫我讲的。可是警察不理我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们觉得我在骗人。但我才没有说谎，谁会说这么笨的谎。”

“娜塔莉被抓住的时候有没怎么样？”

“没有。她就站在那里。我觉得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
“你有没有看过长得跟那个女人很像的人？”

“没有。我说过了。”他往后退，离开纱窗，回头望向客厅。

“好吧，很抱歉打扰到你了。也许你该多找朋友来家里玩，跟你作伴。”他又耸耸肩，还开始咬指甲。“到外面走走可能会更好。”

“我不要。反正我有枪。”他往后一比，一把枪横在沙发扶手上，旁边是吃一半的火腿三明治。天啊。

“詹姆士，你确定你要把枪放在那？你不是真的想要开枪吧？太危险了。”

“没妳说的那么可怕。反正我妈也没在管。”他第一次注视我的眼睛。“妳很漂亮。妳的头髮很漂亮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

“我要走了。”

“嗯。詹姆士，要好好照顾自己。”

“我有在照顾自己啊。”他故意叹了口气，离开窗边。一秒后，电视机又呱啦呱啦响起来。

※※※

风谷镇一共有十一间酒吧。我挑了一间我从来没去过的：“感应”。这间店在愚蠢的八〇年代一定红透半边天，墙上有之字形的霓虹灯管，酒吧中央还有一座舞池。我一边喝波本威士忌，一边胡乱写下今天的笔记，这时，堪萨斯大牌警探在我对面坐下来，他坐在一张有靠垫的椅子上，哐啷哐啷地摇晃桌上的啤酒。

“我以为记者未经允许，不得访问未成年孩童。”他扬起嘴角，灌了一口啤酒。一定是詹姆士妈妈打的电话。

“如果警方杜绝外界深入了解搜索行动，记者就不得不採取更激烈的手段。”我没有抬头看他。

“如果记者将搜索行动鉅细靡遗摊在芝加哥的报纸上，警方根本无法工作。”

老把戏。我继续写我的笔记，纸张因为玻璃杯上凝结的水珠，浸得湿湿烂烂的。

“那换个方式吧。我姓劳尔，名理察。”他又灌了一口酒，咂了一下嘴巴。“你可以拿我的姓开玩笑，可以变好几种花样。”

“真有趣。”

“像是老二啊、牢厄啊。”

“好好好，我懂了。”

“妳姓卜蕾，名卡蜜儿，在大城市混出名堂的风谷镇女孩。”

“没错，就是我。”

他又展现迷死人不偿命的Extra微笑，还伸手拨了一下头髮。没戴结婚戒指。我什么时候开始注意起这种小事来了？

“这样吧，卡蜜儿，我们就私下谈和怎么样？和解一下，看看效果如何。至于卡比西小朋友的事，我想我就不多费唇舌教训妳了。”

“我想也知道你没什么好教训的。警方为什么要排除娜塔莉诱拐案唯一一位目击者的证词？”我拿起笔，让他知道我在採访。

“谁说我们排除了？”

“詹姆士．卡比西。”

“哇，好棒的消息来源啊。”他大笑。“不如就让就我透露一点消息给妳吧，卜蕾小姐儿。”他学韦克睿学得唯妙唯肖，甚至假装手上有戴金红色的戒指，在那里默默转动着。“十岁的小男孩知道什么内情？尤其是这种还在侦办中的案件，就算我们相信他的说词，也不会让他知道。”

“你们相信吗？”

“无可奉告。”

“一般来讲，如果已经清楚兇手的长相，就应该会公告出来让附近的居民知道，要大家提高警觉。但你们没有这么做，我想应该是已经排除他的说词了。”

“还是无可奉告。”

“我知道安．奈许没有遭到性侵害。”我继续追问。“娜塔莉．肯尼的情况也一样吗？”

“卜蕾女士。我目前无可奉告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还要坐在这里跟我讲话？”

“这个嘛，第一，我知道妳前几天花了很多时间，搞不好还是上班时间，跟我们的员警在局里作笔录，提供警方妳的说词，详细说明发现尸体的经过。我想好好谢谢妳。”

“我的说词？”

“每个人记得的不一样，说词也不一样。”他说。“譬如，妳说娜塔莉的眼睛是睁开的，鲁萨尔夫妇却说是闭起来的。”

“无可奉告。”我回敬他。

“跟小吃店老闆相比，我倾向接受女记者的说词。”劳尔说。“但我想知道妳有多确定。”

“採访结束。现在告诉我，娜塔莉．肯尼有没有遭受性侵害？”我把笔放下。

他坐着，沉默了一秒，旋转啤酒瓶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很确定她的眼睛是睁开的。但你不也在场？”

“是没错，”他说。

“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我的说词嘛。那第二是什么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刚刚说，『第一……』”

“喔，对。呃，第二，我想跟妳讲话，坦白说，嗯，妳应该喜欢人家跟你坦白吧？坦白说是因为我极需跟这个镇以外的人聊一聊。”Extra白牙闪现：“我知道妳也是风谷镇出身的。我不懂妳怎么有办法住在这种地方。我从去年八月就在这个镇上来来去去，简直快要疯了。也不是说堪萨斯就是什么繁华国际都会，但至少那里有夜生活，有……文化……某种文化。有人群。”

“看来你混得不错啊。”

“是啊。但我现在又得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了。”

“没错。”我用笔记本指着他。“所以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，劳尔先生？”

“是劳尔警探，谢谢。”他再度露齿而笑。我一口喝乾杯子里的酒，开始咬被我咬烂的鸡尾酒吸管。“所以，卡蜜儿，我可以请妳喝一杯吗？”

我哐啷哐啷晃着酒杯，点点头。“波本，不加冰。”

“好。”

趁他在吧檯，我用原子笔在手腕上潦草写下劳尔两个字。他回来时端着两杯野火鸡威士忌。

“所以，”他对我挑眉，“我建议我们稍微聊个天，就像一般人那样。我真想好好聊个够。比尔．韦克睿根本不想理我。”

“看来我们处境相同。”

“很好。所以，妳是风谷镇出身，现在在芝加哥的报社工作。《先锋报》？”

“《每日邮报》。”

“没听过。”

“很正常。”

“那么确定？”

“随便啦，没差。”我没有心情跟别人装熟，搞不好我连怎么装都不记得了。我们家就我妈最会跟别人闲聊，连每年只来扑杀一次白蚁的工人都会寄圣诞卡片给她，里面满满都是殷勤的问候。

“妳不抛话题给我，我很难接下去，卡蜜儿。如果妳想赶我走，我这就走。”

我的确没有做球给他接。他长得实在很顺眼，声音我听了也很舒服。他不是风谷镇人又怎样？

“对不起，怠慢了。我想重新融入这个镇，可是不太顺利。採访这种新闻更是一点帮助也没有。”

“妳多久没回来了？”

“好几年了，确切来讲是八年。”

“但妳家人不是都还住在这？”

“喔，对啊。他们是热爱家乡的风谷镇人。我想他们比较喜欢外人这样称呼，我是在回答你今天早上的问题。”

“啊，谢啦。这里大家都那么好，我可不想得罪人，或者说不要再得罪人了。所以妳爸妈很喜欢这里？”

“嗯哼。他们从没想过要离开。朋友太多、房子太棒、理由太多。”

“这么说来妳爸妈都是在这里出生的？”

一群熟人在附近的包厢坐下来，都是男的，年纪跟我差不多。希望他们没有看到我。

“我妈是。我继父是田纳西人，婚后才搬过来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“大约三十年前吧，我想。”我刻意喝得慢一点，免得超越他。

“那妳亲生父亲呢？”

我抛给他一个微笑：“你在堪萨斯长大的？”

“对。从没想过要离开。朋友太多、房子太棒、理由太多。”

“在那里当警察……好吗？”

“可以见识大场面，见多了，至少不会变得像韦克睿那样。我去年办了几件大案子，大多是谋杀案。还有个男的，他屡次攻击堪萨斯市妇女，最后终于落网。”

“强暴？”

“不是。他跨坐在妇女身上，手伸进她们嘴巴里，把她们的喉咙抓个稀烂。”

“妈啊。”

“我们将他移送法办，判刑三十年。中年人，跟妈妈同住，靠卖酒维生，指甲缝里残留着上一位受害者的咽喉组织。攻击事件已经是十天前的事了。”

我分不清他是在悲叹歹徒无脑，还是卫生习惯不好。

“喔。”

“后来上级派我来这里，虽然地方是小了一点，但倒是有不少一展身手的机会。当初韦克睿打来的时候，事情还没闹得那么大，所以上级指派我这种不上不下的角色。”他笑了笑，带有自暴自弃的味道。“后来谁知道闹成了连续凶杀案。他们虽然表面上还是交给我来办，私底下是祈祷我不要搞砸。”

他的处境听起来似曾相识。

“想不到意外休了个长假，竟然是因为出了那么可怕的乱子。”他继续说下去。“我想妳也懂的。妳在芝加哥跑哪一线新闻？”

“我专门负责刑案，差不多就是你看到的那些垃圾：虐待、强暴、谋杀。”我想让他知道，我也见过惨不忍睹的画面。很蠢，但我就是忍不住。“上个月一名八十二岁老翁，惨遭亲生儿子谋杀。儿子浴缸里倒满通乐，把老爸的尸体浸在里面。儿子后来向警方自首。但是，一如往例，他说不出任何谋杀的动机。”

我很后悔把虐待、强暴、谋杀说成是垃圾。太不尊重了。

“这么说来我们都看过一些阴暗面，”理察说。

“是啊。”我摇晃杯子里的酒，无话可说。

“很遗憾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他端详我。这时酒保将店里的灯光调暗，酒吧一变为夜店。

“我们说不定偶尔可以一起去看场电影，”他讨好地说，好像只要到影城看场晚场电影，所有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。

“再看看吧。”我将酒杯里的酒一饮而尽。“再看看吧。”

他拿起身旁的空啤酒瓶，把上面的标籤撕下来，平整地贴在桌子上。那超难清的。我敢说他一定没在酒馆打过工。

“嗯，理察，谢谢你请我喝酒。我该回家了。”

“跟妳聊天很开心，卡蜜儿。要不要我送妳上车？”

“不用，我可以自己走。”

“妳有办法酒后开车吗？放心，我已经卸下警察的身分。”

“我可以。”

“那好。祝妳有个好梦。”

“你也是。下次，我一定要挖出一点新闻来。”

※※※

我到家的时候，亚伦、我妈爱朵拉、我妹亚玛都聚在客厅，我看了心头一惊，好像以前玛丽安还在的日子。妈搂着亚玛，两人同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，儘管天气很热，亚玛却穿了一件羊毛睡衣；妈手里拿着冰块，敷在亚玛的嘴唇上。我同母异父的妹妹望着我，眼里尽是空洞的满足，接着又垂下眼去，玩弄手里那张光可鉴人的娃娃屋玩具红木餐桌，跟隔壁饭厅的那张一模一样，只是她手上那张只有十公分高。

“不用担心。”亚伦从报纸后面抬起头。“亚玛只是天气热吹了冷气着凉。”

我听了心头一惊，接着却有点恼怒：我又受到过去的习惯制约，差点就冲进厨房烧水沏茶，跟以前听到玛丽安着凉的反应一样。我想在妈身边站久一点，期待她伸出手来搂我。她们两个都没说话。我妈连看都没看我一眼，只顾着跟亚玛挨近一点，在亚玛的耳边呢喃。

“我们克莱林家的人体质都比较弱。”不知道为什么，亚伦的口气好像有点心虚。老实讲，我看伍德贝瑞的那些医生，大概每个礼拜都要跟我们克莱林家的人打一次交道，只要跟健康相关的事，妈和亚伦总爱小题大作。记得小时候，我妈总爱督促我擦药、抹精油，试试某种家庭偏方或一些狗屁顺势疗法。我偶尔会吞些刺鼻的苦药，但多半都是拒绝。后来玛丽安生病了，病得很重，妈忙着照顾她，就没时间哄我喝什么小麦胚芽萃取液。想到这里，我心里突然一阵剧痛。当年她递给我的那些糖浆、药丸，全被我一口回绝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是我最后一次感受到母亲全心全意的爱。我突然希望自己当时能随和一点。

克莱林家的人。这里大家都是克莱林家的人，只有我不是，我孩子气地想着。

“亚玛，妳生病啦，真可怜。”我说。

“桌脚的纹路错了。”亚玛忽然大发牢骚，把餐桌举高给我妈看，很气愤的样子。

“妳眼睛好尖喔，亚玛。”妈瞇起眼睛，看着那张迷你餐桌。“不过不太明显的，小乖乖，只有妳才看得出来。”

“错就是错了，我不管。”亚玛瞪着那张桌子。“我们一定要退回去。特製还特製错，那还要特製干嘛？”

“亲爱的，我跟妳保证，一点小错看不出来的。”妈拍了拍亚玛的脸颊，但亚玛却从她膝上站起来。

“妳说过会十全十美的，妳自己保证的！”她的声音颤抖，泪水一滴一滴滑落。“现在完了。全都完了。这是要放在饭厅的耶，饭厅的桌子怎么可以出错。我恨死这张桌子了！”

“亚玛……”亚伦把报纸折一折，走过来搂着亚玛，却被她挣脱逃掉。

“我要的就只有这样，我就只求这样，可是你们都不在乎，连弄错了也不管！”她边哭边尖叫，使性子闹脾气，气得脸上红一块白一块。

“亚玛，冷静下来。”亚伦冷冷地说，又想要搂住她。

“我要的就只有这样！”亚玛气得哇哇叫，拿起木桌就往地上砸，哗地碎成了五片，然后又是一阵敲打，把好端端的一张木桌敲成了碎片，然后把头埋进沙发的抱枕里，痛哭起来。

“呃……”我妈开口。“看来这下不去重做也不行了。”

我退回房间，远离这个可怕的小女孩。她跟玛丽安一点也不像。我的身子彷彿扑进火窟。我在房里绕来绕去，回想如何呼吸，如何让皮肤冷却下来。我身上的伤疤有时候会不听管束，各行其事。

※※※

我喜欢割东西，也喜欢剪东西、切东西、刻东西、刺东西。我跟其他人不一样。我是有目的的。我的皮肤会尖叫，上面密密麻麻刻满了字：『厨师、猫咪、捲毛、蛋糕。』我像小一的学生学写字一样，拿着刀，在身上刻字。我偶尔──真的是偶尔──会噗嗤一笑。譬如从浴缸出浴，眼角余光瞄到小腿内侧：『性感睡衣』。穿毛衣的时候，手腕上闪过：『有害』。为什么是这些词？上千小时的疗程，只换来名医聊胜于无的答案。这些词以刻板印象来说通常很女性化，或者是很负面。我只能确定一件事：我非在身上看到这些字不可，而且不仅要看到，还要感觉到。譬如『衬裙』，在我左臀上发烫。

『衬裙』附近，是我的第一个词，刻在焦虑的十三岁夏天：『邪恶』。那天早上起来，又热又沉闷，我苦恼着该如何打发眼前漫长的时光。天空是空白的、辽阔的，日子也是空白的、辽阔的，要怎么样才能安然度过？天有不测风云。我记得我在耻骨上感受到这个字眼，有点沉、有点黏。我偷拿我妈的牛排刀，像小孩子描红一样，一笔一画刻着。沖水。挖深。沖水。用漂白水洗牛排刀。然后偷偷摸摸溜进厨房，物归原位。『邪恶』。我鬆了一口气，那天一整天，我都在照顾伤口，先用棉花棒沾酒精，挖过邪弯弯曲曲的字沟，拍屁股，拍到直到我感觉不痛为止。抹乳液。捲绷带。重头来过。

问题当然早就存在了。问题总是先你一步，早在你亲眼看见之前，问题就已经冒出头来了。九岁那年，我手里握着有圆点图案的铅笔，把整套《草原小屋》，一本接一本，一字不漏抄在有绿色亮面封皮的线圈笔记本上。

十岁那年，我把老师说的每句话，每隔一个字就用蓝色原子笔写在牛仔裤上，事后又满心愧疚，用婴儿洗髮精在浴室的洗手台搓洗。字迹晕开来，变得模糊不清，在裤管上留下靛蓝的鬼画符，好像小鸟踩到墨水，在我的裤管上跳来跳去。

十一岁，我随身携带一本蓝色便条本，只要有人对我说话，我就强迫自己记下来，俨然已经是个小小记者。我每句话都抄，否则句子溜走，真假都不知道。我看到这些字眼飘浮在半空中──卡蜜儿，拿牛奶来──像飞机在空中凝结的飞机云渐渐散去，焦虑在我心中盘旋上升；我一个字一个字记下来，永久保存，不用担心这些字会绝迹。我用字很省。八年级时我在班上是个怪胎，成天紧张兮兮，皮绷得很紧，带着宗教般的狂热，发疯似地抄下每个句子：“菲尼老师是同性恋”、“杰米．道柏森是丑八怪”、“他们没卖巧克力牛奶”。

十三岁生日那天，我妹妹玛丽安死了。我一早醒来，放轻脚步，穿过走廊去跟她道早安，这是我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。我看到毯子盖着她的下巴，她一双眼睛睁得好大。我记得我当时毫不讶异。就我记忆所及，她已经在垂死边缘挣扎好久了。

那年夏天还陆续发生了几件事：我突然出落得标緻动人，不过这跟玛丽安过世没什么关係就是了。玛丽安本来就漂亮，蓝色的大眼睛，小巧的翘鼻子，玲珑的尖下巴。我的容貌则是一天一天慢慢改变，好像有一团云，悠然飘来我头顶，在我脸上洒下深深浅浅的光影，给了我一种美丽的病容。光影定住不动的那一刻，我爱上了自己。那年夏天，大家似乎都注意到了我的蜕变。同年夏天，我在大腿内侧发现斑斑血迹；同年夏天，我开始疯狂自慰，不能自已。我迷恋自己，迷恋自己在镜中夺目的倩影。我是狂放的小野马，大家都爱我。我从可怜虫（听说她妹妹死了，真是怪咖），变成了大美女（听说她妹妹死了，好可怜喔），走到哪里都吃香。

同年夏天，我开始在身上刻字，就像迷恋自己一样，我迷上了这项新嗜好。我喜欢照料自己，喜欢打湿毛巾，去沾那泓浅浅的血，像变魔术一样，揭开在肚脐正上方的字：『呕』。我用棉球沾酒精，轻轻涂在伤口上，棉絮黏着那血红的字迹：『神气』。我九年级时偏爱用髒字，后来才一一改正。我快速画几刀，把『屄』连成了『尻』，『屌』变成了『屡』，『阴核』硬是改成『廕孩』，木的一撇一捺歪七扭八地连成了一横。

在身上刻下最后一个字，是十六年以后的事：『灭』。

有时候，我会听见身上的字隔空拌嘴。肩膀上的『内裤』，喝斥右脚踝内侧的『处女膜』。右脚大拇指上的『缝针』，低声恫吓左乳下方的『宝宝』。『灭』安然地坐在我颈背上，统御其他字眼，我想像着灭，带着帝王的威严，压低了声音，叫大家肃静。

还有，在我背部的正中央，手搆不到的地方，保留了一块无瑕的肌肤，圆形，拳头大小。

过去几年，我总爱开一些只有我才懂的玩笑。“我的心事都写在身上，要我一个字一个字唸给你听吗？我因为文字狱惨遭千刀万剐。”很有趣，对吧？我不敢看自己的身体，只能用衣服密不透风地裹着。我借酒浇愁，喝到忘了自己曾经自残，醉到没办法再做傻事。但大部分清醒的时候，我还是会手痒。我想刻一些艰深的词彙。『模稜两可。含糊其辞。虚与委蛇。』这事可不能让我在伊利诺州的医生知道，他们不会高兴的。

问我这是什么病，医学界有一篮子的专有名词。我只知道刻字让我安心。字像是铁证，我抓住语言和思想，把它们关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。我把真相简短地刻下来，很变态，很痛。你说你想去看医生，我想举起手臂刻上『担忧』。你说你恋爱了，我想在胸脯上勾勒『悲剧』的轮廓。我不觉得我非得接受治疗不可，但问题是我已经找不到空间，只能在脚指缝中间刻上『坏』和『哭』，像毒瘾发作的毒虫，找不到一条静脉过过瘾头。『灭』帮我终结这一切。我故意把脖子留到最后，脖子用来刻字再好也不过了。一刻完我就自首。我在医院住了十二个礼拜。那里专门收容割身体自残的病患，其中百分之九十二是女性，大多不满二十五岁。我入院的时候是三十岁。三十岁半，微妙的时期。

柯瑞来探望过我一次，还带了黄玫瑰。医护人员先把花刺剪掉才让他带进接待室，花刺封在塑胶瓶里──柯瑞说看起来像药瓶，他们把药瓶锁好，等倒垃圾时再拿出去丢掉。我们坐在休息室，里面全是绒布沙发椅，桌角椅角磨成圆弧形，我一边跟他聊报社、聊他太太、聊芝加哥的新闻，一边用眼睛在他身上搜索，看有没有任何尖锐物品：錶鍊、皮带扣环、安全别针。

离开前，他对我说：“孩子，我很遗憾。”我知道他是真心的，他的声音听起来快哭了。

他走了之后我觉得自己噁心到令人作呕，跑去厕所里狂吐，吐着吐着发现马桶后面凸出一根螺丝钉，钉子上面套着橡胶帽，我把橡胶帽扒开，用手掌在钉子上快速摩擦，割出英文的I，医护人员把我拖出去，鲜血从伤口喷出来，是耻辱的痕迹。

就在同一个礼拜，我的室友自杀了。但死因不是割腕，这真是讽刺中的讽刺。她灌了一瓶工友留下来的稳洁，得年十六岁。她以前跳过啦啦队，因为怕被人看见，伤口都割在大腿以上。她父母来整理遗物时满腹怨恨地瞪着我。

大家都说忧郁是蓝色的。如果我睁开眼睛，看到眼前的日子比常春花还蓝，那我想我会很开心。对我来说，忧郁是小便的黄色。像从马桶沖下去，沿着下水道源远流长的淡淡尿液。

护士给我们的药，有些是用来缓解皮肤刺痛，但大部分则是用来预防大脑失控。我们每两个礼拜就要搜身检查一次，看看有没有带着尖锐物品。我们围坐成一圈接受团体治疗，据说这样能洩愤并治疗自我憎恨。我们学习不要自责，转而将错误怪罪给他人。如果连续一个月表现良好，就能享受全身按摩和丝绒泡泡浴，这是触觉体验课，教导我们触觉的美妙。

我妈是我唯一的访客，我们已经五年多没见了。她闻起来像紫色的鲜花，手上戴着叮叮噹噹挂满吊饰的手鍊，我小时候想要一条这样的手鍊想了好久。我们母女俩独处的时候，她就聊一聊室外树叶颜色的转换，说一说镇上立定新法，规定圣诞灯饰要在一月十五日以前拆除。如果医生也加入谈话，她就一面流泪一面发愁，不时轻轻拍一拍我。她一边抚摸我的头髮，一边纳闷我为什么要这样自虐？

我们聊着聊着，难免会提到玛丽安。她已经没了一个女儿了，你知道的。她差点就伤心而死。没想到现在就连大的也蓄意自残？（虽然大的总是比较不得人疼）。我跟她过世的女儿南辕北辙，想想看，如果她还活着，现在也快三十岁了。玛丽安拥抱生命，偏偏生年有限。天主啊，玛丽安全心享受生命。（还记得吗，卡蜜儿，她连住院时都笑得那么灿烂？）

我实在懒得提醒她，不久于人世的十岁小孩，根本什么都不懂，哪个不是笑得如花一般灿烂？但又何必在意呢？跟死者斗是永远斗不赢的。我只希望我的眼泪不要再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