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次，我在芝加哥寒冷的街角等红绿灯，一位盲眼男子喀喀喀喀走过来，这是哪两条街的交叉口，他问。我没有回答。他转过头来对着我说，有人在吗？

我在这里。说完我吓了一跳，这四个字真是令人安心。后来只要惶恐的时候，我就会大声告诉自己：我在这里。这种存在感很不寻常。我总觉得只要一阵暖风，就会把我捲走，永远消失，连一片指甲都不会留下。有那么几天，这种想法使我安心；也有那么几天，使我寒心。

这种自卑的感受，我想，是源自于我扑朔迷离的身世，至少精神科医生是这么认为的。我早就放弃去追寻有关我生父的一切；每次想起他，我顶多只能拼凑出父亲的普遍形象，无法再往下细想他上街都买什么杂货，晨间都喝什么咖啡，也无法想像他回家跟孩子团聚的模样。我常常想，我会不会哪天在路上撞见跟我一模一样的女孩？我小时候拚了命地想找出我跟我妈妈相像的地方，想证明我真的是从她肚子里生出来的。我会趁她不注意的时候观察她，偷从她房里摸出裱框的半身照，说服自己我遗传了她的眼睛，或是骗自己搞不好我们像的不是五官，而是小腿的曲线，或是脖子的弧度。

她从不告诉我她跟亚伦是怎么认识的，我知道的一切都是从别人口中听来的。她不鼓励我问问题，认为这是她的隐私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听到大学室友跟她妈妈通电话，让我大吃一惊，她们母女什么芝麻绿豆大的小事都聊，而且她妈妈完全不管她，几乎放任到败德的地步。她尽报告一些蠢事，例如选了课却忘记去上──她完全不记得自己一个礼拜有三天地理课──而且还讲得很得意，跟幼稚园小朋友蜡笔画得到甲上星一样臭屁。

后来见到她妈妈，她在我们房里忙来忙去，问东问西，而且还对我的事情了若指掌。她给爱丽森一大包安全别针，说以后可能会用到，后来她带爱丽森出去吃午饭，我在房间里直扑簌簌落泪，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爱丽森妈妈的举动如此随意、和善，看得我都糊涂了。难道天底下的妈妈都像这样吗？会顾虑女儿需不需要安全别针？我妈每个月只拨一次电话给我，打来也只问一些实际的问题，诸如成绩、课程、缴费明细。

我小时候从来不告诉妈妈我最喜欢的颜色，也没说过我长大以后要帮女儿取什么名字，她大概连我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当然更不可能因为凌晨做了恶梦，就泪眼婆娑地跑去她房间找她。我一直觉得自己小时候很可怜，居然从没想过要寻求妈妈的安慰。她从来没说过她爱我，我也从来不认为她爱我。她会照顾我，生病时也会餵我吃药。喔，对了，她还买含有维他命E的乳液给我擦。

有段时间，我说服自己：妈不是故意疏远我，只是她遭受过丧女之痛，所以需要自我防卫。事实上，虽然她嘴巴上没说，但我觉得她不太会跟小孩子相处。她其实讨厌小孩子吧，我想。我曾经嫉妒过，也曾经怨恨过，当年那腔嫉妒和怨怼，至今依然鲜明炙热。她可能曾经真的想要生个女儿。我赌她小时候一定做过当妈妈的白日梦，想像自己是一只胀奶的母猫，宠孩子、舔孩子。她对孩子有一种贪婪的渴望，总像饿虎扑羊般扑上去。我在人前也是个有人疼的孩子。她为玛丽安流乾了眼泪，之后就开始带我到镇上献宝。她笑盈盈地看着我，揶揄我，连在人行道上伫立聊天，都不忘要呵我的痒。但是一回到家，她就立刻飘进房间，像一句没说完的句子，留我一个人坐在她房外，脸颊贴着房门，在脑海里重播今天的点点滴滴，回想任何触怒她的小细节。

有一件往事，像一团骯髒的血块，至今仍沾黏在我心头。玛丽安过世两年后，妈邀了一群朋友午后来家里小酌。其中一个带了宝宝。大家光哄那个宝宝就哄了好几个小时，红唇纷纷覆在他身上，刚用纸巾擦乾净，唇印又一个一个啵上去。我那天本来应该要待在房间里看书，但却跑到楼梯顶端坐着，观看底下众人。

最后轮到我妈抱宝宝，她饥渴地把宝宝拥在怀里，（喔，还可以再抱到宝宝，太好了！）她把宝宝摇摇晃晃放在膝上，牵他在屋内走来走去，贴在他耳边轻声细语；我从头到尾都像个小神仙，从高处把一切看在眼底，看得一肚子气，拿手背贴着脸颊，想像跟妈妈脸碰脸是什么感觉。

后来女客一个个走到厨房帮忙洗碗盘，情况突然起了变化。我记得我妈一个人待在客厅里，馋涎欲滴地瞅着小婴儿，微微张开嘴巴，两排牙齿对準宝的粉嫩肌肤，咬了一口。

宝宝哭声大作。她把他搂在怀里，等齿痕慢慢消退，还跟其他女客抱怨这小孩难带。我跑进玛丽安的房间，钻进棉被里躲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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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奈许家碰到我妈后，我到富士乡村酒吧喝了几杯。我知道我喝多了，但反正我没有喝醉啊，我自己辩白道。再喝一点点就好。我喜欢把酒想像成润滑油，多了这层保护，就不用害怕脑袋里尖锐的思绪。酒保是个圆圆脸，高中时编在我后面两个班，我记得他绰号叫保哥，但因为没有把握，所以没有叫出口。他嘴里嘟哝着“欢迎回来”，一边往我的广口瓶倒了七分满的波旁，再斟上可乐，然后对着餐巾架说：“本店请客。我们不收漂亮小姐的钱。”他整张脸红到了脖颈，然后假装有急事，连忙往吧檯另一边钻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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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沿着尼侯街开车回家。尼侯街切穿小镇，我的昔日同窗有好几位都住在这条街上，愈靠近我老家，两旁的宅邸愈显得气派豪华。我瞥了一眼恺蒂．赖希的娘家。十岁那年，她爸妈把古老的维多利亚大宅打掉，重新盖了一幢单薄的宅邸。

一条街外，有个小女孩噗噗噗噗驾着贴满花朵贴纸的高球车。她梳着繁複的髮辫，像可可粉包装上的阿尔卑斯山少女。亚玛。她趁妈妈去奈许家作客，偷偷溜出来玩。自从娜塔莉事件后，就很难得在镇上看到落单的小女孩。

她往东边开，那是养猪厂的方向。我拐个弯，跟在她后面慢慢开，车速慢到差点熄火。

前面一段下坡路称了亚玛的心，高球车疾速下冲，速度快到髮辫都飞扬起来。十分钟后，我们来到乡间。草长枯黄，牛群闷得发慌。穀仓像老人佝偻着背。我在路边歇了几分钟，让亚玛先走，等到快要看不见了，才保持距离开在她后面。我跟着她经过了好几户农舍，还有一个卖核桃的摊子，顾摊的是一个小男孩，他学电影明星快活地抽着菸。不久之后，粪便和唾沫的恶臭在空气里漫开来。我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了。十分钟后，铁猪栏在眼前出现，像一排又一排的钉书针，闪闪发光。尖锐的猪叫听得我朵都要出汗了，彷彿生鏽的唧筒在哀嚎。我的鼻翼不自觉地一合一张，眼底也泛出泪水。去过肉品加工厂的人就会懂我的感受。这臭味既不是空气也不是水，而是固体，你非得在上面挖个洞才能透口气，可是偏偏又挖不出洞来。

亚玛咻地驶进工厂大门，岗哨里的警卫跟她挥了挥手。但我就没那么好过了，只好祭出那个管用的名字：爱朵拉。

“对噢，爱朵拉还有个成年的大女儿，我想起来了。”站岗的老人说。他名牌上标着荷西，是墨西哥人常见的名字。我在他身上多看了几眼，看有没有断了哪根手指。站岗这种好差通常轮不到墨西哥人当，除非工厂亏欠他。这里的工厂都是这样，最下贱、最危险的工作都交给墨西哥人去做，儘管如此，白人主管还是对墨西哥人抱怨连连。

亚玛停在一辆卡车旁边，拍一拍身上的灰尘，然后好像有要事在身，直直朝前方迈步走去，先经过屠宰场，再从左右两排猪圈中间穿过去，绯红的猪鼻子不断从木板的缝隙钻出来，她最后进了一间铁皮屋，是饲养小猪仔的地方。大部分的母猪都是受孕再受孕，生下一窝又一窝的小猪仔，生到后来不行的，就送进屠宰场，但若身体还挺得住，就被抓去餵奶──侧翻过身，岔开腿，露出奶子，被綑绑在育猪舍的栏杆上。猪这种动物既聪明又合群，但像这样被迫餵奶，跟生产线上的机器一样，简直让母猪生不如死。不过想死倒不难，一旦奶水被搾乾，这些母猪便称愿了。

这么不人道的做法，我光是想到就要作呕，但亲眼目睹更是震撼，看完人性少说也要减三分，跟目击强姦却不举发一样残忍。我看到亚玛在铁皮屋的另一端，站在育猪舍的栏杆旁边观看。两、三名工人从猪舍里拖出一批哀嚎的小猪仔，随即又送了一批进去。我朝铁皮屋另一端移动，停在亚玛身后，确保她看不见我。母猪侧躺着，差不多进入弥留状态，肚腹从铁栏杆中间露出来，奶头发红、渗血，像一根一根手指，朝外面比划着。工人在血肉模糊的奶头上涂药，涂完顺手弹几下，吃吃地笑着。他们谁也没去注意亚玛，彷彿对她出现在这里习以为常。工人合力把一头母猪綑绑在育猪舍的栏杆上，她跟其中一位工人眨眨眼睛；工人绑妥后，便开车出去载另一批猪仔过来。

小猪仔一窝蜂挨在母猪身边，如蚂蚁黑压压地覆在果冻上，争抢奶头喝奶。奶头在小猪仔的嘴里跳进跳出，僵僵地颤动着，好像橡胶。母猪的眼睛往上吊，露出眼白。亚玛盘腿坐在一旁着迷地看着，整整五分钟都没变换姿势，只稍稍扭动一下，脸上绽出笑容。我待不下去了。我迈开步伐，起初还慢悠悠的，接着便拔腿狂奔，火速往车子的方向跑去。车门关上，广播声音震耳欲聋，温热的威士忌呛辣喉头。我驶离臭气，驶离嚎叫，驶离那个孩子。